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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行在,乾隆皇帝找来了随营的江南提督李奉尧,也就是李侍尧的弟弟,以及李侍尧两个儿子来问话,三个人知道大事不妙,跟皇帝面前甩了一番的锅,然后摘下帽子,连连叩头。此番情景,被李侍尧派到山东送折子的云贵督标千总陈连升看见。陈算是忠心李侍尧的,他凑过去跟李的两个儿子问安,二人问他李侍尧是否尚在省城,他说在。

清代疆域空前扩大,周边的国家大都成为其附属国,在这其中盛产沉香的安南、暹罗等国都位列其中。由于这些国家本身生产香料,所以在奉表、纳贡等活动中几乎每次都会进贡一定数量的沉香,这也是宫廷使用的“番沉香”的主要来源。如“越南国年例贡物沉香六百两”,“暹罗国王遣使祝寿进贡沉香二十斤”,“安南国恭进乾隆四十五年四十八年两贡沉香六十斤”,从进贡的数量上看是非常大的。究其原因,一是这些国家本身盛产沉香,在“任土做贡”的原则下,沉香作为贡品本身就非常合适。二是清宫对沉香的需求造成了这种局面。自古以来,香料作为名贵的奢侈品受到宫廷的喜爱,沉香尤甚,所以清廷也有意通过各种渠道向附属国表达对沉香的喜好,这些国家也就投其所好的进贡了大量的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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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除了收取进贡的沉香外,还会派相关司员进行采买,以备使用,清官内所用沉香例由管理香料的广储司茶库司员负责采办交进。此外,一些皇商也会为宫廷采办一些沉香。如乾隆时总商洪充实在乾隆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共采买“上沉香九十八斤,用银三百三十两四钱,次沉香二十斤,用银十二两”。康熙时,因大量采办沉香多过而下旨量用采买,“即如朕内用沉香,每年二百斤,用尚有余,今办解者已过数倍,此等物件俱令察明,量用采买”。从整个清代来看,采买的沉香数量并不太多,且多集中在前期,后期囿于国家财力的限制,采买的沉香数量比较有限.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三,在集议后的两个月,皇帝颁布了将李侍尧从宽处理,即定为“斩监候”的上谕。斩监候虽然有个斩字,但是表明了皇帝的态度,就是不想置他于死地。遇赦则赦,不但命保住了,还有重新上位的希望。

清代延续了前代的“任土做贡”的进贡制度,沉香作为我国两广及海南地区的特产,每年都要向宫廷进贡一定数量的沉香。清代,沉香例贡由地方官负责采办解送至京。如康熙时,广东布政司每年需解沉香一百斤,到乾隆时广东布政司每年解送的沉香达到三百斤。而雍正时,福建布政司每年需解沉香一百斤入贡。从进贡数量上是很大的。康熙七年,崖州知州张擢士因崖州沉香贡沉重上书朝廷:“况琼属十三州县供香百斤,而崖独有十三斤之数”。可见当时海南地区的香贡的沉重。

第二,汪圻的五千两,本是送了三柄金如意,李侍尧没收,变价之后李收下了。

除了两广、福建等地的地方官进贡沉香外,为迎合宫廷的喜好,一些非沉香产区的官员也会购买一些沉香进贡到宫廷。这些京城或其他非沉香产区的官员进贡的沉香大都是从商铺中购买的。

乾隆皇帝突审李侍尧,可谓是又快又狠,得到海宁的供词时,他已经行到德州。为了迅速查处李侍尧,他启用了年仅三十的户部侍郎,也就是后来权势滔天的和珅,会同刑部侍郎喀宁阿,面谕二人为钦差,速至云南府调查李侍尧贪墨一案。同时,寄信湖南巡抚李湖,命令封锁山东到昆明的一切信息通道,势必要查李侍尧一个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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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中后期,第一进贡大户,就是我们的主角李侍尧。时人评价他是“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识者讥之。”仅仅就档案所载,李侍尧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五十四年就有155次进贡,这还不算他在皇帝出巡的时候零星送的贡品。也就是说,他每年平均进贡五六次,平均两个月进贡一次,这个频率,即便是今天的最佳男友,可能也做不到。

因藩属国的沉香产量有限而进贡频繁,清廷为此刻意下旨:“任土作贡,原视物产所宜……即此外沉香等物,若未能备数,不妨就该国所有,如土纨、绢布均可进奉,不必拘定成例,所谓不惟其物惟其意也”。从这条旨意上看,清宫还是希望以沉香作为首选的进贡物品,在沉香不足的情况下,方使用其他物品替代。

当时的朝鲜使臣说,“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

为降低采办沉香对百姓的滋扰,乾隆三十一年曾特地下谕海南的地方官:“应饬黎峒总管、哨管、黎头谕令熟黎普行剃发,杜其假冒生黎滋事,每年例办进贡花梨沉香,向系差票赴黎购买,黎头挨邨拨夫送官领价,易滋扰累,应将每年额贡晓示,豫发价值派总管、哨管、黎头分办运赴免致差役扰累”。从这条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条信息:一是海南沉香的主产区在黎族生活的区域,清政府对这些地区具有充分的管辖权;二是清代地方官负责具体的沉香采办,每年有固定的采买限额,地方每年有专门的采办进贡沉香的银两支出,具体负责采买的是当地的差弁,而协助采买的则是当地的黎人头目;三是采买过程中曾经发生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扰累了地方百姓,所以皇帝才会下旨“免致差役扰累”。咸丰时还特意裁减了押运沉香贡的“广东省委员解送沉香饭食银”,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第二,自我纠察。除具折呈奏李侍尧拟罪之外,附加各自府衙原有设立买办情况及有无情弊。

中国的进贡制度一直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所谓“贡”,原本是与赋税制度相关,后“贡”的意义逐步变化,赋税的含义降低,几乎变成臣下或属国向君主进献的专用词。后随着
进贡制度的完善,出现了“九贡”(祀贡、嫔贡、器贡、历贡、材贡、货贡、服贡、游贡、物贡)之制。其中的“物贡”一类,专指地方向中央进献的土产实物。香料是古代各地方向朝廷进献的名贵特产之一,专供皇室之用。

当然,皇帝也不是一般人,上贡的贡品,有30%左右会被留下,称“赏收”,剩下的会被驳回,但是那时候没有七天无条件退款,就算是皇上试穿了,没剪吊牌,也不能退换,所以该花的钱还是花了。李侍尧贡品的赏收率比较高,就宫中留存贡单记载的,总数为2413种,赏收1694种,驳还719种。除去方物贡,总共2082种,赏收1365,驳回719种。我们算算,李侍尧当时哪儿来的钱,给皇帝置办这么多好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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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二年,入朝觐见乾隆帝,同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清廷调李侍尧为闽浙总督。

采买

进贡皇帝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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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陈连升心里似乎有了数,想连夜赶回昆明报信。跑得他的骡子腿都折了,他就想用官府发的马牌去驿站借马,结果在湖北澧州被逮了个正着,乾隆皇帝看了审问情形,称其“甚为可恶”,要求从重治罪。

沉香在清宫中的使用非常频繁,数量很大,那这些沉香究竟是怎样进入清官的呢?通过梳理档案材料可以发现有三种主要来源:由藩属国进贡的沉香,地方官员的进贡,采买。

有学者统计了李侍尧三年采办贡品的费用,是金一千二百一十二两,银四万一千八百余两。如果金银间按十二换计算,可折银一万四千五百余两,一共就是银五万六千三百余两。当时云贵总督的养廉银每年为二万两,而且没有机会全部收领,也就是说,就算他三年不吃不喝,工资也仅仅够给皇帝置办贡品的,那么钱从哪儿来呢?

官员进贡

而且李侍尧的每次进贡都不是单一物品,清代贡品要求进九件,或是九的倍数,但实际未必如此严格。李侍尧上贡,少则数项,多则百余项,珍奇异宝数不胜数。拿他在乾隆四十一年皇帝巡幸途中的一次进贡说,此次是非常平常的一次,内容计有:“象牙朝珠五十盘,蜜蜡斋戒牌五十面,皮钉花扳指套五十个,象牙扳指五十个。”这些现在我们都按克买的东西,李侍尧以几十件为单位送给皇帝,而且视为惯常。

藩属国进贡

李侍尧认罪后,其家产被做了一番处置,搜出的未及上贡的贡品自不必说,还有就是各类丝织品、生活应用之物,但并无逾制之嫌,虽强于寻常人家,也不算极尽奢华。

沉香一直深受中国宫廷的喜爱,清官更是每年都使用大量沉香,而且在沉香的来源渠道、保管和具体使用上都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在这种体系架构之下,沉香被广泛应用于宫殿、祠堂、药房等地,使得清代的紫禁城散发着悠远的香气。

双管齐下速出手

除了土贡的沉香外,还有很多非土贡的沉香进入宫廷,清代,宫廷节庆活动众多,地方官会在各类节庆活动时向宫廷进贡一定数量的沉香,如在三大节进贡的沉香。还有一些不定期进贡中也会有一定数量的沉香,如来京陛见贡、谢恩贡、传办贡等,这些沉香大都随着其他的贡品一起入贡。除了例贡的沉香外,两广地区的一些地方官员也会采办一些沉香作为贡品进贡到宫廷。

但是问题就出在,海宁在面圣之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私下跟军机大臣吐槽,开始爆云贵总督李侍尧的料,说他在任上并不干净,贪墨成性之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对李侍尧的抱怨再传回到皇帝的耳朵里,乾隆可就不高兴了,先把海宁叫来一顿训斥,说他:“目击李侍尧种种贪婪,于回京时即应据实上陈……乃不过托之私相议论……是其面欺之罪!”要求军机会商严审此事。

除了这些原产国进贡沉香外,一些不产沉香的国家往往会购买一定数量的沉香作为礼品呈送给清廷,如康熙九年遣使奉表进贡,其中就包括一定数量的沉香。这些国家购买沉香的目的也是为迎合宫廷对香料的喜好。

自古以来的封建统治者,都具有二元性特征,也就是说,他们即是官僚系统的最上一层,也是一个自然人。人就有各种欲望,需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唐代翰林院建立之初,就是皇帝的私人顾问机构,翰林们不但要陪皇帝对诗、下棋,甚至还要陪皇帝斗鸡。这也是历代帝王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澄清吏治的原因。孔子说,“枨也欲,焉得刚。”业余爱好丰富,收礼物收到手软的乾隆皇帝,治下的朝廷越反越腐,也就不足为怪了。

皇帝帮你卖地皮

最后,李侍尧果然有了第二次崛起: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元宵节之前的紫禁城一片欢腾和忙碌,虚岁七十一的老皇帝仍然康健如常,并且启程开始了自己的第五次南巡。如果说前几次南巡还有那么点儿实际意义的话,此次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离开烦闷的北京,出去溜达一圈。

地方督抚,常贡、例贡一般是三大节,也就是元旦、冬至、万寿庆辰;还有皇帝有高兴的事儿的时候,比如出巡、秋狝;或者你自己有高兴事儿的时候,比如进京陛见、谢恩、迎銮。乾隆时期,地方上下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加之乾隆后期又爱收礼物,各种进贡就非常频繁。

比较可观的是李侍尧名下房产的处置:其中一所李侍尧新盖房屋,“共一百四十三间,内成造未完房六间,其余大小房间游廊亭子共一百三十七间俱已完工。”对这一处新房尚未入住,六月二十一作出最终处置:“所有李侍尧入官中所房屋一处,著赏给和珅作为十公主府第。”也就是给乾隆皇帝的女儿做了嫁妆。这一年,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五岁,刚刚被皇帝赐了名字,指定为驸马。

此人在任上办事麻利,常有果断之举,为乾隆皇帝所赏识,然而他在当时的官员群体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爱送礼”。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镶黄旗人,李永芳四世孙。乾隆元年,以恩荫的方式踏入仕途。乾隆八年到二十年,先后历任印务章京、副参领、参领、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工部侍郎、户部右侍郎、署广州将军等职;乾隆二十一年,升任两广总督,自此以后,李侍尧成为一名权掌封疆的大吏,历任两广、湖广、云贵等地总督。

乾隆五十三年,台湾平定之后,乾隆帝再次下命将其图像挂于紫光阁,位列前二十功臣。同年十月,李侍尧病逝,谥恭毅。

对李侍尧的调查分为两个小组,一是南下的和珅一组,一是留在北京的英廉一组。巧的是,和珅正是英廉的孙女婿,也是借着英廉开始在官场得势的。二人的办事方式迥然不同,英廉因循谨慎,因此被乾隆责备多次,和珅果断利索,料理此案后,颇得皇帝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