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真相:为什么说钓鱼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

2016-06-28 22:30:32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钓鱼岛是中国从古至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kk历史网的小编就带着大家一起,从文史资料上找找一些相关证据。毕竟中国的主张:“自古以来”绝非空谈。相关阅读》》》》》》李登辉出卖钓鱼岛的真相
根源:《马关条约》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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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六记的叙述《浮生六记》佚文并非最早的钓鱼岛主权证据。其实,《浮生六记》佚文的出现,最大的作用还是宣传上的——文学名着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而实际上,那句耳熟能详的“自古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绝不止比日本早76年,而是将近五百年。以下列出三种比较重要的证据。最早关于钓鱼岛记载《顺风相送》
1、最早明确记载钓鱼岛的文献《顺风相送》这是成书于郑和下西洋年代的中国重要航海图书,明确提到了福建往琉球的过程中“取钓鱼屿”,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发现钓鱼屿的明确记载,也即是说,中国拥有了钓鱼岛的发现权,这比日本人“发现”这个岛屿早了四个多世纪的时间,这一点,日本人也是无法否认的。
2、从历代往琉球册使记载看钓鱼岛归属从明代的陈侃开始,往琉球册封国王的中国使者就在自己的书中不断提到了钓鱼岛,而里面有着明确的钓鱼岛归属记载——“五月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古米山,即上述之“姑米山”,今天称为“久米山”,位于钓鱼列岛以东数十公里处,属于今天日本冲绳,琉球人到达此处之后,才是“达于家”,则古米山明属琉球西境之界山,是毫无疑问之事。另一位使者郭汝霖则曾记载说“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赤屿即钓鱼岛附属岛屿赤尾屿,“界琉球”为使动用法,即此处连接着琉球,为中国之东界。中国往琉球的使者有过类似记述的,还有多次,清代沈复《浮生六记》佚文中的记述不过是其中一种而已。…[详细]3、中琉海沟——历史上明确记载的“中外之界”
3、古代中国人的疆域观念,特别是海上疆域观念,虽然不像今天这么明确,但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却有着分外明晰的说法。清初册使汪楫《使琉球杂录》——“二十五日。……薄暮过沟,风涛大作,投生猪羊各一,泼五斗米粥,焚纸船,鸣钲击鼓,诸军皆甲露刃,俯舷作御敌状,久之始息。问沟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这条所谓的沟,又称“黑水沟”,古称“东溟”,即今天的中琉海沟,颜色较浅海处为深,历代使者过沟时要进行祭海仪式,可谓是古代疆域意识的一种体现。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这古人意识中的疆界,跟现代海权概念中的“大陆架”居然暗合。
以上三点仅为中国主张自古以来钓鱼岛主权属中国的部分论据,符合国际法中关于领土“先占”的原则,
而钓鱼岛、赤尾屿、黄尾屿等中国人赋予的称呼,也在日本文献中长期存在。

钓鱼岛是中国从古至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kk历史网的小编就带着大家一起,从文史资料上找找一些相关证据。毕竟中国的主张:“自古以来”绝非空谈。相关阅读》》》》》》李登辉出卖钓鱼岛的真相
根源:《马关条约》的签订

明朝中国与琉球国界的界定:确定钓鱼岛归属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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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活在今天的历史见证。从知识谱系来说,迄今所见有关钓鱼岛的历史文献记载,是始自明代。钓鱼岛是个列岛,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及若干岛礁组成。其中,钓鱼岛最大。在明代文献中,钓鱼岛又称“钓鱼台”,而更多的是称“钓鱼屿”。“屿”即小岛,“岛屿”同义。关于钓鱼岛,明人笔下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经过对明代历史文献比较系统的梳理,所见明人笔下的钓鱼岛记载大致有数十种之多,着者都是明朝人。明朝人笔端下的钓鱼岛,可以作为明代中国人的群体认识,直接反映的是当时人的认知,如果连缀起来,即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呈现在我们眼前:明代钓鱼岛已是中国的领土,钓鱼岛的由来构筑了东海海上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史实无法虚构,正是因为有着当时人笔下产生的叙述存留了下来,因此历史不可以因为现实的需要而被后来人作重新建构。

浮生六记的叙述《浮生六记》佚文并非最早的钓鱼岛主权证据。其实,《浮生六记》佚文的出现,最大的作用还是宣传上的——文学名着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而实际上,那句耳熟能详的“自古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绝不止比日本早76年,而是将近五百年。以下列出三种比较重要的证据。最早关于钓鱼岛记载《顺风相送》
1、最早明确记载钓鱼岛的文献《顺风相送》这是成书于郑和下西洋年代的中国重要航海图书,明确提到了福建往琉球的过程中“取钓鱼屿”,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发现钓鱼屿的明确记载,也即是说,中国拥有了钓鱼岛的发现权,这比日本人“发现”这个岛屿早了四个多世纪的时间,这一点,日本人也是无法否认的。
2、从历代往琉球册使记载看钓鱼岛归属从明代的陈侃开始,往琉球册封国王的中国使者就在自己的书中不断提到了钓鱼岛,而里面有着明确的钓鱼岛归属记载——“五月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古米山,即上述之“姑米山”,今天称为“久米山”,位于钓鱼列岛以东数十公里处,属于今天日本冲绳,琉球人到达此处之后,才是“达于家”,则古米山明属琉球西境之界山,是毫无疑问之事。另一位使者郭汝霖则曾记载说“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赤屿即钓鱼岛附属岛屿赤尾屿,“界琉球”为使动用法,即此处连接着琉球,为中国之东界。中国往琉球的使者有过类似记述的,还有多次,清代沈复《浮生六记》佚文中的记述不过是其中一种而已。…[详细]3、中琉海沟——历史上明确记载的“中外之界”
3、古代中国人的疆域观念,特别是海上疆域观念,虽然不像今天这么明确,但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却有着分外明晰的说法。清初册使汪楫《使琉球杂录》——“二十五日。……薄暮过沟,风涛大作,投生猪羊各一,泼五斗米粥,焚纸船,鸣钲击鼓,诸军皆甲露刃,俯舷作御敌状,久之始息。问沟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这条所谓的沟,又称“黑水沟”,古称“东溟”,即今天的中琉海沟,颜色较浅海处为深,历代使者过沟时要进行祭海仪式,可谓是古代疆域意识的一种体现。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这古人意识中的疆界,跟现代海权概念中的“大陆架”居然暗合。
以上三点仅为中国主张自古以来钓鱼岛主权属中国的部分论据,符合国际法中关于领土“先占”的原则,
而钓鱼岛、赤尾屿、黄尾屿等中国人赋予的称呼,也在日本文献中长期存在。

钓鱼岛是在中国航海先民的海上实践中首先发现与命名使用,并在明初得到官方对当时海上疆域范围的权威认定,名称遂在明代定型,相沿至今。因此,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东亚国际社会交往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迹,无法抹杀,也无可争辩。

追根溯源,明代不仅是钓鱼岛命名定型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海上疆域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明代东海海上疆域的形成与当时严峻的东亚海上侵扰、对抗是同步出现的,海上疆域问题或者说海防问题贯穿了明朝始终。关于钓鱼岛的历史,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一般不以断代为限,迄今未见对于明代文献系统梳理与归纳分析;而学界论及明代疆域,涉及海上疆域的不多;古代海防思想历来受到学者关注,却对海上疆域的形成,论者鲜少。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有鉴于明人笔下有关钓鱼岛的文献,是自古以来钓鱼岛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现存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历史依据,可凸显自明代以来钓鱼岛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印证东海海上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在此仅将所见有关钓鱼岛的数十种明代历史文献,大致归纳为3种类型,依次分析论述。

一、钓鱼岛名称的由来与定型:中国航海人传抄针本的记录

中国有着广阔的领土和绵长的海岸线,自古以来,中国沿海先民就与海洋发生了密切关系,浙江萧山跨湖桥“中华第一舟”的发现,证明早在7000-8000年前中国先民就开始了航海活动。关于古代航海的记载,所谓“舟子相传的秘本”,是伴随航海活动而产生的。宋代开始,中国人首先发明在航海中主要以指南针引路,所以航路也叫做“针路”;航海的专书,称作“针经”,或叫“针本”、“针谱”,是航海人在海上实践中日积月累而形成,并世代相传。迄今所见,这类航海专书留存下来以明代传抄本为最早,可以《三十六姓所传针本》《顺风相送》为代表。

一般认为,明代最早记载从中国福建经钓鱼岛至琉球的文献是1403年《顺风相送》的抄本。实际上应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也就是从《三十六姓所传针本》开始。

据陈佳荣先生最近披露,《三十六姓所传针本》见于琉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琉球人程顺则《指南广义》之中。其书抄引《三十六姓所传针本》10条,有4条直书“钓鱼台”之名。[1]现将《指南广义》一书中《针路条记》抄自《三十六姓所传针本》有关钓鱼岛的内容录于下:

琉球往福州:……又三月,古米山开船,用辛酉针,十五更,又用单酉,二十更,见钓鱼台,又单酉针,七更取彭家山,又用辛酉针取官塘。

福州回琉球:梅花及东沙开船,若正南风用乙辰针十更取小琉球头,便是鸡笼山圆尖,又用乙辰五更花瓶屿并彭家山,又用单乙七更取钓鱼台,离开流水甚紧,北过,用乙卯并单卯针四更乌屿,前面黄毛屿,北过用单卯针十更取赤屿,北过用卯卯针十五更取古米山,北过用单卯针三更取马齿山,用甲卯并甲寅三更收入那霸港,大吉。

又东涌山开船,北风甲卯针取彭家山,若南风用甲卯并乙卯针取钓鱼台,北风用甲卯并乙辰针取太平山即宫古岛。

又钓鱼台开船,北风辰巽针取北木山尾小琉球头,又用乙辰针取沙洲门,又用乙卯针取太平山。太平山开船,用艮寅针直取那霸港口,大吉。

首先是开始自琉球到福州的针路,随后是由中国返程的针路。值得注意的,一是称今天的钓鱼岛为“钓鱼台”。二是其中一则“钓鱼台开船”。由此可见,钓鱼岛在当时海上针路中是一个航海的重要标识,也是一个中国人航海活动的重要场所。

此一发现,将原来认为明代文献最早记载钓鱼岛于永乐元年的时间,推前到洪武年间。《三十六姓所传针本》应源自洪武二十五年三十六姓移居琉球。《明会典》记载:“二十五年,中山王遣子侄入国学。以其国往来朝贡,赐闽入三十六姓善操舟者”[2]谢必震先生认为:“洪武二十五年赐闽入三十六姓是对此闽人移居琉球的正式认可”。我们赞同此一说法,并认为洪武五年已有明朝使臣出使琉球,当时所选航路应该就是中国“善操舟者”所熟悉的传统针路。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明初的航海出使活动,而且明初海上的舟师巡海活动,都是建立在早已来往其间的中国航海世家传承的航海针路基础上,这两点将在下面述及。

仅从名称上看,钓鱼台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地名。查阅明代地方志,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大半个中国存在着钓鱼台的地名,包括明代北京、南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福建。这种状况是中国人首先发现和命名使用了钓鱼岛的有力依据。

《三十六姓所传针本》发现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强调了此类源于航海实践的传本在时间上的源远流长。赐闽人三十六姓给琉球,是由明朝派遣的大规模移民海外的国家行为。重要的是,三十六姓为善于航海操舟的世家,他们的航海经验必定是祖上传承下来。所传的针本,年代也必定久远,是世代传承使用的传统海上针路。据此推测,中国人对于钓鱼岛的命名使用,很可能更早于洪武年间,也就是在明代以前就已经形成钓鱼台之命名了。洪武年间可以说是《三十六姓所传针本》的下限,那么,三十六姓传抄的针本,可以上推至什么时间呢?也即上限在哪里?我认为应该从“针路”一词的形成时间来看,针路的形成应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针路传抄本是以文字或口头相传的航路知识,详细记录了沿海岛屿名称、准确位置和航行针位、更数,是自古以来中国航海人在海上航行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指南针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在北宋年间中国人首先将之用于航海,当时是独步世界的。从那时起,才产生了“针路”一词,有了“针本”的传抄。由此,我认为中国航海人最先发现并作为海上航行的标志予以命名和利用了钓鱼岛的历史,最早可能上推至北宋初年发明指南针用于航海的11-12世纪。据此,比日本人所谓“发现”这些岛屿要早何止是500多年!《顺风相送》,原藏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是由佚名者根据“古本”整理,即依据传统的航海针路编辑整理的抄本。20世纪30年代,向达先生从英国牛津大学的鲍德林图书馆抄回。此类古代航海者所用的“秘本”,其来源可谓源远流长,是中国航海先民海上实践的结晶,历代相承。而此书的整理明确是在16世纪以后,因为其中出现了“佛郎”一词,即葡萄牙、西班牙东来以后的专指。

《顺风相送》记福建往琉球针路:

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丘。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

文献中记载“福建往琉球”的传统针路,是从福建梅花所开洋,通过小琉球、钓鱼屿、赤坎屿以后,到枯美山,由此进入琉球国。通过详细的航程记录,钓鱼岛的名称被固定下来,明清以后一直延续使用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顺风相送》中又云:“不入港欲往日本,对琉球山豪霸港可开洋”。并单独记有“琉球往日本针路”。这说明在明人笔下,琉球和日本为两国之名,完全不相混淆。

向达教授在其书整理本《序言》里说:

这些纪录都是那些火长们长年出入于惊涛骇浪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对于研究地理学史、航海史、中外关系史以及亚洲各国关系史都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其所以可贵,为这些资料都出自普通航海者之手,是劳动人民自己的纪录,毫无夸饰之词。

所谓针经或针本属于民间文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手抄本形式留传下来;另一类是以口述形式传承下来。以上两部针路传抄本,是中国古代航海人发现和命名东海诸岛的真实记录,也是千百年来中国沿海渔民在海上航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总结,是渔民的航海“秘本”,也是航行必备之书,经过几代人补充修正而抄写传承下来。每一个地名,都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个人而是群体智慧的结晶。

综上所述,第一类明代历史文献中,关于钓鱼岛最早由中国人发现与命名使用的史料,集中于民间航海针路的传抄本。这些传抄本是航海先民的实践经验的传授,是航海人世代传承下来的。针路传抄本属于民间文书的性质。“钓鱼屿”之名是中国古代航海人创造的海岛名称,很可能在明代以前,成为海上的标志,世代相传。明朝初年,中国与琉球的交往,都是经由钓鱼列岛往返,其中针路包括钓鱼岛的命名使用,在明初,即14世纪下半叶得到官方认可与采用,钓鱼岛名称定型下来。此后的大量明代史籍中,一直沿用钓鱼岛之称。据此,这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并命名使用钓鱼岛的重要历史依据,也是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有力的历史证据。根据目前所见,可以界定时间下限在明代洪武初年,即14世纪70年代左右,而上限甚至最早可上推至11-12世纪开始已经发现、命名使用了。

二、钓鱼屿归属与中琉国界的界定:明朝使臣的出使记述

明代是中琉通交之始。明初洪武五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派遣使者杨载持诏书出使琉球,以通两国之好。诏曰: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不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开基江左,命将四征不庭,西平汉主陈友谅,束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戡定巴蜀,北清幽燕,奠安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处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

这份诏书是明太祖即位以后遣使与海外各国联系,建立外交联系的众多诏书之一。同年,“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奉表贡方物”。从此,中琉两国史无前例地建立了友好关系。在古代国家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一些习惯做法和先例,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之一。明初使臣杨载出使琉球,在海上必定要经过钓鱼列岛,才能到达琉球。由此作为国家间交往的惯例,中琉两国经由钓鱼列岛的频繁交往长达500年之久,直至清末琉球被日本吞并。

《三十六姓所传针本》源自洪武二十五年明太祖将三十六姓赐给琉球,移居琉球,而明代中国与琉球的封贡关系并不肇自洪武二十五年,而是开端于洪武初年。明初中国遭遇了特殊的海上环境,即前所未有的海上侵扰–倭寇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了明朝东亚外交的启动与发展。

《明太祖实录》记载: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上御奉天门谕省府台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