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警卫汪东兴有什么悲惨的下场?

2016-06-28 22:30:56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

关于汪东兴有什么悲惨的下场的事情应该从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说起。1976年11月18日(我的笔记本记的是17日,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人联合发言说的是18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口的会议上讲“打倒‘四人帮’宣传工作才得到解放”,“夺回了宣传权”。人们希望今后党的宣传工作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可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讲了一通“四人帮”的事情之后,就转而去讲邓小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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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去年10月后,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的错误,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周总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

接着汪在讲了一通“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做的那些事情之后,又回头接着讲“批邓”问题。他说对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汪在这次讲话里说:

“当前斗争的矛头是‘四人帮’,但邓的问题批了一段也是必要的。”

“现在小道消息,说邓恢复了工作。”

他要人们注意,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汪东兴说:

“邓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这个问题老同志要注意。老的与年轻的都要注意。”

关于邓小平,汪在这次讲话中还讲:

“现在邓小平问题也没有划为敌我矛盾。谁划了?他还是‘以观后效’。”

汪在整个讲话中用“两个凡是”的精神阻碍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明确坚决。

大约半个月后,1976年11月30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汪又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汪还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就是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吴德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说: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过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关于“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一点,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汪东兴所说的话同11月30日讲的还不太一样。那次他说到人们在天安门反对“四人帮”时这样讲:

“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你恨在心上,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出呀!他们这样做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

那一次讲话,汪东兴还没有像12天后那样给这些人戴上“分裂中央”的帽子。

又过了两个多月,即1977年2月《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请示中央,汪东兴指示:

“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功臣汪东兴1978年怎么被点名批评,吴德作检讨发言,康生问题成为发言热点。江一真指名道姓,第一个批评汪东兴。会议简报对激烈的语言未加修饰照登不误,两个凡是再次受到批评。因为是党的高级会议,各方面的问题都揭露得很彻底,而不再是藏头露尾、模棱两可。

在报纸上宣传不好,国内外敌人会利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的关系,关把得不紧,是了不得的事情。

现在小道消息,说邓恢复了工作。

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西南组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两天之后他在一个长篇发言中讲了不少有关汪东兴的事。他发言中举的材料更具体,对汪东兴批评得也更加集中,更有力量。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

这篇社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指名批评汪东兴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汪东兴在《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上有这样一段批示:

本文摘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于光远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这样的事情,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分组会上,了解情况的人都如实地揭发了出来,使得人们了解了何以有些人如此有恃无恐地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有的人给真理标准讨论设禁区、下禁令,冷言冷语,有的人如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敢于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张耀祠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又在压中央嘛!他还说:

25日(1978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是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过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这话是在10月3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前37天讲的。这个汪东兴的副手说话的口气真是不凡,他可以几乎指名批评邓小平;他可以那样对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说话。

在会议上我也关心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其他五个分组对指名批评汪东兴这件事情上的反应。我注意到和我们的发言相呼应的发言,虽然不是立刻就有,但慢慢地都出现了。

汪这样讲实际上就是说不应指名批判这两篇文章。

我当然关心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后,会议的领导会有什么反应。首先我注意简报。江一真和杨西光、于光远在西北组的发言,在简报中如实地登了出来。编简报的工作人员并不因为点了中央常委的名而采取措施,进行删节。而且从简报登出的速度来看,完全不像请示过什么人的样子。因为如果经过请示,总会影响简报发出的时间。

在说了这几句话之后,他就一个一个具体地批评,一是批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二是批评《人民日报》余焕春在政协会上的发言;三是批评《人民日报》上有一个标题,只写了邓小平精辟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不写华主席精辟阐明毛泽东思想;四是批徐迟的两篇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中对文化大革命描写得不对;五是批《长江日报》上说的一句话:极左是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主要表现,他说华国锋没有这样的讲话;六是批《民族画报》上说康生和谢富治同志是四人帮,对党的团结有影响;七是批社科院杜润之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说他翻二月提纲,翻五一六通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要翻了。他还批吴世昌在政协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天安门冤案委员会。

关于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一点,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汪东兴所说的话同11月30日讲的还不太一样。那次他说到人们在天安门反对四人帮时这样讲:

关于邓小平,汪在这次讲话中还讲:

汪东兴说:

接着汪东兴说:

当前斗争的矛头是四人帮,但邓的问题批了一段也是必要的。

现在报刊宣传党性不强,个性没有服从党性。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有一股气,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终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

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这个关。

去年(指1975年)10月后,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的错误,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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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把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说得一无可取,批四人帮时把毛主席一起批。

汪东兴与毛泽东在研究工作(资料图)

接着汪在讲了一通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做的那些事情之后,又回头接着讲批邓问题。他说对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汪在这次讲话里说:

那一次讲话,汪东兴还没有像12天后那样给这些人戴上分裂中央的帽子。

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当时耿飙负责中央宣传口。这篇社论发到中央宣传口,耿飙找几个宣传口的同志讨论时说:

又过了两个多月,即1977年2月《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请示中央,汪东兴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