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少主重臣,就是一对冤家,能够和睦相处的极少,更多的还是以悲剧告终,诸葛亮为了打破这个定律,实现双赢,他选择了北伐,离开权力中心,给刘禅空间。

诸葛亮的心思,刘禅显然是读懂了,看他的一片孝心是多么真诚又多么令人感动:“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刘禅在后方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不管朝中大臣们意见如何,要啥给啥,哪怕是死了很多人,靡费了很多钱粮,也从不表露出半点不满,诸葛亮一死,刘禅马上就停止了北伐。

这种巧妙的人事安排,全新的政治格局,意味着刘禅绝不会允许再次出现“事无巨细皆决于丞相”的尴尬局面,有效避免了君权不振、权臣乱政。

后期虽然宠信宦官黄皓,但仍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内外政策精明平和,有黄老之风,受到朝臣的支持和百姓的欢迎,倘若姜维等主战派能够充分理解刘禅的治国深意,对外防御,据险固守;对内取和,积蓄国力,蜀汉的命运可能不是这样,甚至历史会改写。

诸葛亮死后,刘禅继续当政达29年,但诸葛亮一死,不到而立之年的刘禅即立马推行自己思之已久的治国方略,他果断而沉稳地做出决定并知人善用:不再设置丞相一职,而是由二人分担其责,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费袆为大将军,主管军事,兼管行政,形成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说的白一点:对于重大军政大事的最终决策非得找刘禅来定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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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琬死后,刘禅更进一步强化了君权,自摄国事,总统一切军政大事,一直到蜀汉灭亡,将近20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蜀汉内部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百姓休养生息,政局稳定,运转良好,没有出现一个大奸巨侫。

史载,诸葛亮生前辅佐刘禅不到十二年,只在朝中呆了三年多一点,还基本上都是在刘禅继位初年的那一段,而等到刘禅年龄大些后,诸葛亮几乎就没有回过成都,一直呆在汉中。